第二，平台建立信息反馈系统，消除负外部性问题。

[12] 参见侯登华：《共享经济下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政法论坛》2017年第1期，第162-163页。民宿短租中平台与房东的关系不能简单看作雇佣关系。

[41]原因是消费者相信政府规制介入后其合法权益会得到保障，声誉评价的作用就下降了。辅助性原则滥觞于德国，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原则，起初系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18]旨在解决福利行政中私人和国家的职权分配问题。具体办法有是平台设立投诉热线等信息反馈系统，了解平台运行中产生的负面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在执照获得成本及监管力度等规则上，A执照均要低于B执照。质言之，多层级化的监管规则是指：当供给方偶尔通过平台共享个人财产使用权时，监管规则应较为宽松。

但其缺陷是容易限制地方的自主性。三、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规制权限划分 在回答如何规制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是谁来制定规制措施的问题。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被废止，宪法司法化的探索之路宣告终结。

政治过程也因为宪法委员会引入宪法而增加了新的否决点，强化了宪法的政治逻辑。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方案二：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法国宪法委员会则是将合宪性审查嵌入政治过程。

从实际意义上看，增设作为工作委员会的宪法委员会较为恰当，既是因为合宪性审查大权当属于整个常委会而非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也是因为工作委员会在实践中更具实效性。当时的多数意见倾向于第一个方案。

法解释通常出现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所以由立法者解释法律常常引发争议。因为宪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乏力，实践中也有一些制度或措施发挥了积极的补充作用。那么，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属性为何？ 考察合宪性审查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此权力经历了从功能性安排到结构性安排的演变。[28]朱国斌：《法国的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实际上，在制定现行宪法时，关于选择何种制度形式的合宪性审查并非没有争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处插入表2 或许有人认为，最难处理党的领导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但它涉及到政治性问题，制度设计就需要更高的智慧，司法化只是一种选择。

经过改造后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同样如此。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

宪法的校正性效力不同于过程中的效力，它体现了一种结果控制。宪法法院模式也随着德国的选择而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下半叶宪法世界化的一种潮流，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纳。

不同于洛克，孟德斯鸠观察到了司法权的国家化之于优良政体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他论述了三种权力，但同时又说司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只有立法和行政才是有意义的，[41]也表明了他的迟疑。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23]王银宏：《通过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凯尔森的理论与实践》，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40]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意义更为突出，并且通过不同方式吸收政治过程。法院和检察院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有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可以报告和提请审查。五、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工作 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职责——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就是关键的任务，也是迫切任务。

由《立法法》所建立的备案审查制度引人注目，目前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是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查的重要制度形式。[32] 由某种形式的法院——无论是宪法法院还是普通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来源：《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2期。从其基础来看，宪法委员会的活动方式和权力特点皆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51]李少文：《民主宪法的工程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6页。

所以首要任务在于如何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权力，关键就是如何发现案件。二战结束后，不仅奥地利恢复了宪法法院，德国也建立了宪法法院。通过合宪性审查，确保党的领导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之中，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将合宪性审查局限于原初的法治意义、降低其制衡性色彩，将同时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26]钟国允：《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合宪性审查程序》，载《清华法学》2006年第1期。凯尔森的理论最早在奥地利展开实践。

在这两种取舍之间没有中间选择。新宪法设计了半总统制，并确立了由改造后的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

[7]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设计方案影响深远，也形成了我们关于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的固有印象。甚至可以说，合宪性审查后来的政治化让美国法院承受了很多压力。

然而，这一设计如何体现民主是长久争议的话题，它也构成了关于合宪性审查的主要论争领域。通过设计各种类型的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欧洲国家将其交给一个政治性更强的部门，让人们对合宪性审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三，合宪性审查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立的重要制度。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进行宪法解释，包括宪法解释如何启动、解释权如何行使以及解释效力如何定位。

坚持党的领导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也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并确保法律体系的统一。前面已经讲到，当时对于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属性的理解并不深刻，只认为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突出了宪法的法律性以及英美法治的传统。

汉密尔顿念兹在兹的最小权力分支也是最不危险部门的司法权，逐渐成长为政治性事务的重要决断者，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制衡力量。一战后，由韦伯等参与讨论的《魏玛宪法》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部宪法，但它在合宪性审查问题上并没有明确表述，反倒是留给了总统很大的权力。

这种用司法权吸纳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并将其运用到权力关系逻辑之中的做法，容易造成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上升，更容易让法院的权力越位。[62] 第三，适时探索合宪性审查新的制度形式和工作机制。